2007年年底，一个主题为“走出大山”的救助西部贫困儿童的图片展在北京大学三角地举办。这一次展览的组织者，是43岁的农民王搏。
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像这样的照片他一共拍了有3万多张，像刚才讲的这些故事，他脑子里有3万多个。王搏不是什么专业的摄影师，他也不是哪家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，也不是哪个乡里调查的学者。实际上他不隶属於任何一家单位，他没有任何特殊的身份，是甘肃省天水县一介普通农民。
过去这十几年里，他几乎走遍了大西北每一片贫瘠的土地，去寻访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。而且多数时间里，他是徒步行走，自己算了一下大概跑过的路，累计起来也有8万，没有任何人交给他，如此艰巨的一个任务，也没有人赋予他，改变现实的任何权利。一个农民，就这样开始了一次，让人难以想象的西行漫记。
王搏的展览在好几个城市里都曾经办过，因为很难找到免费的场所，所以大冬天的展览也多半都是露天举行。其实说是展览，不过就是戳在地上的一些架子，几个绳子拽在柱子中间然后上面摆些照片。
王搏的展览，不是为了实现他的艺术之梦，他有一个最为实在的目的，他所有的照片底下都有大量的文字说明，王搏也有一张非常长的名单，上面有需要帮助的学生的名字和他们的详细家庭住址。如果看展览的人想要捐助的话，他就会递上一份协议，一式两份，一份自己保存下来，以知道这个学生被捐助了。另外一份是给捐助人，让他们按照地址，自己去和学生们按这种方式王搏自创的叫“一对一”的资助方式。看起来好像有点笨拙，有点原始。
在某些个城市，有时候等上十几天，才能签下来一两份，但就是这么一份一份地签，十几年以来，通过“一对一”方式捐助的学生已经有一万一千多名。从寻访到拍摄，到展览，再到寻找资助，在这份他自己给自己寻找的事业当中，王搏始终是一个光杆司令。
1986年，王搏买来一个二手相机在风景区招揽生意，因为喜爱摄影旅游，淡季时，王搏便背着相机外出采风。1992年冬季的一天，王搏来到甘肃会宁地区的一个村庄。这一家的一个老奶奶，大概70多岁，她们家有三个孩子，没有吃的，也没有喝的，实在是不忍心让孩子失学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孙女已经失学了，说到这个时候，孩子就抱着奶奶，让奶奶不要哭，后来一家人都在哭。完了我就拍下了他们哭的那个镜头。瞎子父亲当时就跪下来，说这个孩子让我去养，他没有能力养。因为他这个要求，当时对我来说，就像意外的一种打击一样。
盲人父亲的请求出乎王搏意料，长到20多岁，这种被人求助，被人报以希望和期待的感受，王搏还是第一次。王搏很清楚，眼前的这个孩子和自己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。砍柴禾卖钱，一背的柴禾卖一毛多钱，两毛多钱，换了几斤粮食。每个星期天都得去山里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冬天还是夏天，都要去。这个时候就感觉到，责任不光是你上学的责任了，还有家庭的责任。这种断断续续的学业，也没有维持多久。初二这一年，王搏辍学回家当起了农民。
1988年，在会宁的村庄里，当王搏把镜头对准失学的孩子时，他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。几乎是不假思索的，王博向这一家人承诺，如果有能力一定帮孩子完成学业。王博说：“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中国的‘希望工程’已经开始了。我觉得这些照片拍了以后，可以给当地（政府看），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存在。”
一段时间后，王搏拿着一些失学儿童的照片，找到当地相关部门。没想到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。当时受到的最大的置疑就是“他们认为你没有合法的身份，你不是多事嘛，干这件事。会说一个农民，你没有资格干这事。”“就感觉到特别自卑，没有想像到。”“自卑就感觉到自己特别穷，如果自己有钱，我就去帮他们。 ”
几年间从县城到省城，王搏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问，几次三番地跑，但始终没有结果。直到1997年冬季的一天，一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愿意和他谈一谈。“(问)完了，她说我怎么相信你？”“你最好不要相信我，你还是相信这些孩子，你觉得能帮你就帮，帮不了，你去深入调查那个地址都在这儿，文字图片我都给你。她就说我有神经病，就让我滚出去。”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拎着一大包照片的王搏，满肚子的委屈不知该向谁诉说。“那个时候(我)也是第十七次到兰州，钱也花光了，没有钱住店。身上只有一个馒头。我就一直坐在大街上，但是大街特别冷，没有地方避风。”
1998年春天，甘肃麦积山景区来来往往的旅客，发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。在植物园里的树杈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图片。这些满山遍野的照片，是出自王搏之手。此时，他是麦积山下卖茶水的一个小老板。他要把他拍摄的这些照片公之於众。有想资助这些孩子的人跟王搏签订一个协议之后，就可以获得学生的联系方式。王搏说这叫“一对一”。于是，他就继续开始拍照，继续把照片挂在公园里。王搏知道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焦急，盼望的心情。
“更让我能坚持下去的就是那些冷脸和冰冷的态度，就是你越受到拒绝你越觉得我要干下去。”在植物园里，展览了半年看照片的人不少正式协议一份也没有签下，於是有人建议王搏去更大的地方展出他的照片。1998年春，王博背着100多张照片，来到了兰州市市中心的东方文化广场。
180多幅图片全部展出来，照片下面围着很多人看照片。第一个资助人叫金信义，资助了五个孩子。这一天在东方文化广场，王搏和资助人签下了25份协议。最后有一个下岗工人也被这些照片上的孩子感动。他虽然穷，但他宁肯少吃一点，少喝一点，一百块钱一年，他都会帮一个孩子。
这25份捐助协议，让王搏似乎看到了更多地希望。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救助，王搏没有停下脚步他从兰州到北京，从北京到广州。带着几百张照片，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。几年间，王搏行走记录的地区，从甘肃扩展到宁夏，四川，陕西，13530名学生进入他的镜头，获得资助。
“(为了)能够让人相信，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，自己没有任何的利益，我们的现场是不收捐款、捐物。也不中转任何人给孩子的钱。”“我们把孩子的信息全部提供给资助人。你签完协议，是先去寄协议，而不是先去寄钱，去核实这个孩子。”“我只是牵线”，“经过之前很多年的磨炼，我感觉到唯一行通的一条路，就在哪里用自己纯洁的行为来支撑这件事的本身。”
在西部一双双孩子和家人的眼中，在一份份协议中，王搏感觉在这条路上，越走越远。在看到希望的同时王搏也感到内心的脆弱无力，感到脚下的这一条路漫漫无边，感觉到让你没有能力没有余地去做这件事。2004年11月，多年来一直热心投入帮助王搏在北京开展“一对一”资助计划的北大志愿者接到了王搏的一封信，信中表示，他将放弃自己“一对一”失学儿童救助计划。11月18日，王搏在北大组织了一场，最为悲伤的展览2004告别影展。这一天王搏没有在现场出现。
